一些法院为获得来自地方党政机关在人事安排、财政拨款等方面的利益，往往迫使法官在行政审判方面加以让步，做出对被告有利的判决。

2004年通过宪法修正案时，在2890张有效票中，赞成票2863张、反对票10张、弃权票17张。根据我国宪法学界的通说，保证宪法的稳定、维护宪法的权威应当是修宪者们采用宪法修正案的主要动因。

事实上，这一模式尽管由来已久且在美国语境下绩效昭彰，但在世界范围内却鲜有效法者。二则，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官方，我国宪法文本都未曾确立其所应有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宪法的修改不会产生长篇累牍的修正案，频繁和大幅地修宪似乎就失去了后顾之忧。总体而言，在法律制度方面大胆地拿来确实有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因为这样做，不会动辄就另外制定一部新宪法，而是在保留宪法原来的结构、原则和基本条文的前提下, 以修正案形式附于宪法本文之后, 使宪法保持其稳定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宪法原文及四次修正案在通过之后当即公布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11]，其他的有关出版物也曾及时将其刊出。[27]美国行政程序法要求行政机关描述制定行政规章的目的和效果。

[9]现代行政目的和任务是多元的，在积极国家观念下，无疑需要能动性行政、制约行政强制力及支配力的消极行政，同时形成约束机制，使行政机关能够积极行政，去做好事。（3）保护行政机关的政策选择。中国行政法最需科学地识别和整理行政权力，即析权—在脱离计划国家之后，中国交织着复杂的行政任务，也就交织着对经济和社会的复杂规制方式，有些领域的行政权力需要放松甚至去除，有些领域的行政权力需要增加和强化。现在，总统、国会和法院视成本-效益分析成为美国政府的防卫工事和控制工具，以此使行政决策的错误成本和行政成本最小化。

[12]（2）服务是现代行政的功能，现代行政法是服务行政法或福利行政法。新中国宪法把公民获得物质帮助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规定了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了生存权是首要人权的概念。

行政权力对福利、工作机会等新财产的控制。[52] （二）行政监督理论复兴的契机 由于受到前苏联行政法、传统官僚科层文化、宪法典确立的人民主权及法律监督理论的影响，中国行政法学理论最初非常重视行政监督的研究，行政监督构成行政法学理论重要而独特的内容。受益人识别中的行政权力。例如，英国2013年公布《同性恋婚姻法》，申明同性婚姻是合法的[7]并赋予婚姻注册、宗教保护、职业年金计划和遗属抚恤金获得的合法性保护。

[49]前引[9]，王名扬书，第42-43、 65-69页。[34]而事实上，行政机关已经将这种外在的民主监督要求内化为行政自我规制的方式，以弥补国会的程序限制和司法审查的不足。离开行政组织存在，行政程序无法运转，行政权力是通过行政组织发挥作用的。长期以来，行政法学者都集中于司法审查或者其他法律学说，似乎它们才是行政程序和行政实体的决定性因素。

在民生行政中，以制裁性为标志的行政权力并没有消失或远离，而且扩张了。[36] 行政机关自我规制是一个神话吗？对此行政法学缺乏研究。

现在，管制方略已经有了新的合适目标和选择措施。[30] 1930年代，美国才开始提及行政程序，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开始干预经济垄断，结果导致了行政权力专断和程序暴政（procedural tyranny）[31]，新政的反对者们为抑制行政权力滥用，最后由国会通过了《行政程序法》。

例如，为了充实行政监控体系，日本主张在行政救济之外建立、完善及导入行政监察员制度，在法院事后监控之外建立和完善行政程序制度。联邦政府的组成包括部、部内的独立机构、隶属于总统的独立机构、独立的控制委员会，虽然它们的独立地位和受到总统控制的情形不同，但是总统仍有权力或者部分权力任命或免除官员[22]，从而控制这些行政机关以达到执法目的。[18]19世纪之前，只限于处理犯罪，而今警察权力类似于家父权（the parents patria power）。与之对照，中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实践中的行政自我规制现象缺乏学术总结。民事属性的政府合同中也涉及到公共利益、行政任务、行政权力的内容，这与域外政府合同或公共合同的内涵和外延相契合。这些权利设定和实现伴随着各种反对声，造成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冲突，无疑需要国家权力的介入来重新配置权利义务关系并以公共资源来保障新权益的实现。

美国诸多自我规制的文献，多叙述的是与政府规制相对的企业或者社会团体的规制，即自我规制问题特别排除了政府规制。修正行政机关的预算、内部程序和管辖权。

[5] 无论秩序行政还是福利行政中，行政任务和行政权力都在增长，任务繁杂与权力增长成正比例。行政机关通过行政程序确认给付受益主体是谁和受益程度，即福利权利条件资格的确认和给付额度标准的度量，必然牵扯到行政裁量权的运用。

[13]参见《广州市政府合同管理规定》（2012年2月20日，系地方政府规章）。一方面更多地涉及宏观和微观的经济规制，导致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或者行政审批制度丛生，从而政府职能错位。

成本效益分析成为总统重要的控制行政机关工具。[42]同理，本文认为，行政机关也是一种组织，它与企业或者社会团体自我规制，存在相似的动力基础和失败源。[38]公司企业或者商业联合体限制短期利润，试图维护公共健康、安全或道德标准，这种自我规制被认为是理性的商业战略。[40]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事件，暴露了美国银行业因缺乏外部公权力有效监督而自我管制（内部稽核）失败。

[3]以英国为例，1914年以前，行政任务还局限于邮局和警察的基本功能，现代行政国家则赋予行政机关更多矫正社会和自由经济弊端的职责。[45] 在中国早期译自日本美浓部达吉的行政法学著述中，行政之监督也被作为一篇来编写。

另一方面，行政机关有诸多社会管制和社会服务的任务。[50]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总统原有控制工具包括：要求规章制订公告和公众参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方法有：国会监督、行政监督和裁判监督，国会监督属于宪法问题，其余两者属于行政法问题。

合同的本质是相互同意的相互强制。无论从民族国家还是民生保障上看，行政任务都日益增长，行政权变得尤为重要。20世纪则是行政权力扩张到极致的一个世纪。[10]行政不作为表现出来的惰政现象，更需要行政机关通过自我规制来推动积极作为。

即使没有什么权威机构要求行政机关这样做，它们还是会限制自己的选择，自愿地限定自己的裁量权。作为地方长官的总督或者巡抚也被授予弹劾权力，目的是互相掣肘，勿使权势恣行。

[19]警察权力是政府通过立法保护公民生命、健康和财产以及维持社会秩序和公共道德的统治能力。（一）行政权力的扩张 行政法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是警察权力（ police power）。

科层制是一种权力结构，首创于中国古代行政管理者，当代行政法学忽略了它。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主要特征是不确定性的挑战，面向确定性的传统行政决策被颠覆。